潘懋元先生于2022年12月6日仙逝，享年103岁。吾师驾鹤西去，不胜怀念。

学者荣耀 民教福音

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等教育重建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首倡者。无论是作为一名民办高校创办者，还是作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友，我都是先生的亲传弟子。先生期颐之年依然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正是他的思想不息和笔耕不辍，指引我回归大学之道办学，引领我去发现教育的美好，享受教师工作的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办高等教育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逐步放开，一些民办高校逐步滚动发展起来，现在各类民办高校在校生占到全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20%，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八九十年代，民办高校是典型的“初生之物”，也自然“其形必丑”，学校条件简陋，办学行为粗犷，身份缺乏社会认可，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也存在较大争议。

先生目光如炬，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提出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基本观点。1987年1月，先生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广岛大学举办的第三界亚洲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办学方式》的论文，首次提出中国私立大学必将重建的论点[1]，同年先生发表文章提出“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2]”。后来先生进一步指出“民办学校同公办学校一样，必须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学，遵守国家的教育法规制度，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3]”，解除了人们对民办高等教育姓社姓资的疑虑，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扫除了思想阻碍。

据统计，1988年至2022年，先生共发表涉及民办高等教育的论文35篇，研究内容涉及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领域[4]。范跃进教授等将先生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思想归纳为八个基本逻辑要点：“民办高等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应具有平等的发展权；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对立；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多元质量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大力依靠民间资金；政府应支持并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应立足市场经济体制开展就业创业教育。[5]” 

“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应具有平等的发展权”这个阐述对应的实践意义，就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具有学历颁发资格的院校民办院校从11所所扩展到今年的762所。先生关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大力依靠民间资金“和“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对立”的两个论述产生在全国人大2003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促进》之前，这个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允许民办学校举办者取得合理回报，2018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时，又明确了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的指导原则，虽然无法确定先生的论述与立法两者之间有直接联系，但是做出“异曲同工，大有裨益”的评价并不未过。“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多元质量观”显然来自于先生对民办院校的广发而深入的调研考察，也是他对未来的呼吁。“政府应支持并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应立足市场经济体制开展就业创业教育”等内容也已经成为民办高等教育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共识。

先生的这些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至今都发挥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引领价值。经过学者们的探究之后，我们会发现当前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形成的不少所谓共识，来自于民办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实践，还来自于先生的理论探索与概念提出，以及他本人持续不断的呼吁。从理论概念的提出到达成社会各界普遍共识，显然也得益于他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力，这是学者的荣耀，更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行业的福音。

先生的思想和论点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呼应与共鸣，激发了研究者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探索热情，而学界的探讨又对民办教育法规政策建设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民办高等院校拥有与公办高等院校相当的合法地位，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先生以及受先生引导的研究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邬大光教授曾经告诉我：“先生为什么早在在八、九十年代就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鼓与呼？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呼唤，我们的国力财力无法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教育成本需要各方共同负担，民办教育有利于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办学；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所在，民办教育发展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多元化办学，释放办学活力，有利于推动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促进高校体制机制创新；还有，潘先生调研走访了几十所民办大学，结识了几十位民办大学的创办者，这些创办者背景不同，个性迥异，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热爱教育的初心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这也成为他一路守护民办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

会长刘林教授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无法出席潘先生的追悼仪式，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中民协出席，他说：“我们民办教育界的同仁之所以特别敬重潘先生，不是因为他现在持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态度，而是因为他四十年来对民办教育始终如一的立场，这体现了先生求真务实的风骨。潘先生坚定地倡导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在穷国办大教育时期，兴办民办学校的阶段性需要，还预见了在我国教育相对发达后，继续发展民办教育的必要性，即民办教育对于满足多样化需求和教育改革创新的特殊作用。同时，他从不讳言民办教育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出要在不断改进中前行。他坚信民办教育工作者会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反观有些民办教育研究者，其观点和态度不仅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这可以理解），而且变得很极端，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潘先生始终如一，全面客观地看待民办教育，体现出真正学者的见识与坚守，一代大家的格局与气象。”

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重建与研究的首倡者，是从学术研究层面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福音传播者。刘林会长的评价代表了中国民办教育界广大同仁对先生的衷心认同与敬重。

与时俱进 惟精惟一

我早早就听过先生的大名。与先生首次相见是在2001年，先生考察西安欧亚学院，并为教职工做了一场报告，题目是《21世纪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情况》。那时候先生81岁高龄，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我对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对于一个为生存而殚精竭虑的创业者而言，当时的注意力不在于此，也达不到理解先生思想的高度。先生还为欧亚学院题词“民办新锐，古都传奇”，这让我和团队感到荣耀和激励。至今，还个题词还陈列在欧亚校史馆显著位置。

我当时向他汇报了学校的未来办学规模问题，几年后我去厦大教研院拜访他时，他再次问我办学规模多大，还能准确说出我当时告诉他的数字，并提醒我，欧亚学院现在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当初的规划，希望我适度控制办学规模，要及时转向内涵发展，关注质量提升。这次谈话对我颇有触动，也引发了我关于民办学校办学规模的思考与研究。2008年前后，我就撰文分析我国人口变化趋势，提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拐点显现[6]，我还在多个场合呼吁民办院校注意控制办学规模，及时减少自学考试、学历文凭考试类别的新生数量，其起因就是潘先生当年的告诫。

对于高等学校规模问题，先生的观点与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在“关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对话”一文中说：“在我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主要是要改变学校一味依赖扩大规模、依赖办学升格、依赖外延式发展模式的现象。其他学校包括地方高校也要有‘双一流’建设的心态，以此作为动力，真正立足当前、办出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自己的‘一流’[7]。

2014年，我进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博士，投入邬大光教授门下，正式成为潘先生门生的门生。第一门课就是先生教授的《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这门课共14次，前后共计三周时间。作为五十多岁的“年轻人”，我光是上课，一天坐下来，都感觉吃力。但先生思维敏捷，授课严谨，举重若轻，期间无疲倦之意。我也有幸参与先生家的学术沙龙，虽然次数不多，但印象深刻，获益匪浅。当时我就思考和疑惑，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坚持为学生上课，坚持理论研究，并乐此不疲。

2015年5月，先生与别敦荣教授率领厦门大学博士调研团再赴欧亚学院考察，当时恰逢美国杜肯大学原教育学院院长博隆（William P.Barone）教授也正在欧亚学院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我们就借机举办了一场“中美高等教育对话”。先生认真倾听了博隆教授的报告和我的汇报之后，开篇就说，“今天不是什么中美高等教育的对话，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和了解欧亚学院的办学经验，学习博隆教授在欧亚学院开展教师发展工作的理论与方法。”他的这席话完全出乎我和现场听众的预料，话音未落，就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论坛嘉宾和师生当场领略了著名学者的谦逊，终身学习者的风范。

他接着说：“欧亚学院聘请杜肯大学博隆教授团队，连续5年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发展培训，将美国大学在该领域的理论与经验原汁原味地，大面积地推广到我国民办大学的课堂，这件事情显示了你们的远见和决心，这件事情做得好！”

先生说：“MOOC从2013年进入中国、2014年引发热潮后，上海交大、厦门大学等成为第一批在国内开发MOOC的高校，但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非常大。而且直到今天为止，仍局限于985、211等国内高校。MOOC可以传授某种知识，如何提供实习实训活动，目前还远远没能做到。”

“那么谁能？我看欧亚学院可以，因为这是一所有独立发展精神、充满着前进信心的学校。戚世梁教授的《国际贸易》课程就不错，他在博隆教授的指导下把课程划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线上传授理论知识，线下主要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民办高校尝试MOOC的开发，一定要是应用型的，还要想好‘烧多少钱’，因为有的课程内容虽然只有5分钟，背后却需要一个团队付出50乃至500分钟的努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学习为中心。”

他也提请我们注意，教师发展目标多元，学生学习动机不足，中美教育教学评价体系不同，这都是我国高校开展教师发展工作的重点难点。

博隆教授会后几次向我表示，潘教授的演讲令他印象深刻，对于他在欧亚学院开展教师发展工作很有帮助。我听别敦荣教授介绍，潘先生本人对那一次的参观访问和会议印象也非常深，事后经常在课堂上、学术沙龙中讲述他的感受，也多次提出厦大教育研究院要重视大学教学学术的研究与推广。

最后一次见先生是在2020年，我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去他家里拜访和汇报。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已经博士毕业了，五十多岁开始读博士并顺利毕业真的不容易，但是，博士毕业不是你学术研究的终点，而是起点。”先生回忆起自己的学术生涯十分感慨，出于适应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形势，这些年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宏观教育体系和教育政策层面，对学校内部组织建设和教学学术等中观和微观领域关注不足。先生对我说：“这恰恰是你的优势，你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也经历了博士的学术训练，拥有难得的办学平台。将来，你有很大的机会在应用型大学转型、创新教育和教学学术等方面取得工作成效和研究进展。”

从师20年来，我和先生直接交往并不多，对他的教育思想领会也不系统全面。2020年我读了邬大光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潘懋元老师的‘时中’人生”，我才知道“时中”是指“与时俱进”和“中庸之道”[8]，“时中”就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在高等教育研究、高校办学规模、大学教师发展、MOOC教学、学术规划等几个方面对我的教诲和引导，其背后就是“时中”精神——与时俱进，中庸之道。我收获的思想精髓正在于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笃行不怠 热爱满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出自于《尚书·虞书·大禹谟》，其大意为：人心变化莫测，世间道法和信念微妙深奥，唯有专心致意，精诚恳切，不偏不倚地秉行中正之道，方能治理好国家。而先生说：“儒家将这十六个字作为修身治国的心传。这个思想方法就是提醒人们对待万事万物，不走极端，看事物，不要是就绝对是，非就绝对非。[9]”这十六字儒家修身治国的心传对今天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重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不过40年，成绩斐然，其原因也如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样：蓄积已久的社会需求，国家明智的改革开放政策，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广大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重建取得丰硕成果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是国家关于民办教育法规政策的开放。

1987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其中提到：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应予以鼓励和支持。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但是关于民办高等教育采取了“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院校”的提法，从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大扩招开始，这样的限制已经名存实亡。2003年，全国人大公布《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2016年和2018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两次修正仍然坚持原版中“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不动摇，但是将允许合理回报条款取消，增加了营利性与非营利院校分类管理的条款，将比较中庸和模糊的政策改为清晰的区分。

这样的清晰区分在具体执行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和阻力。民办院校举办者如果选择非营利学校，担心失去对学校的影响与控制，自己多年的投资与付出没有了回报和保障；选择营利性学校，也担心增加学校各类税负，在招生计划分配方面受到歧视，影响学校的招生和生存。截至目前，各省市对于分类管理大多采取了稳妥的方式推进，普遍设置了一个缓冲期。2021年，由国务院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依然坚持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近几年政策的变化主要集中于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强调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在高等教育领域则保持了较高的政策稳定性。

日前，中央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稳步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省市在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制订具体办法时，一定会不忘重建民办高等教育的初心，不超越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尊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让民办学校创办者不过分纠结，让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共同发展，激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让人民群众真正受益。我个人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前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爱因斯坦说过：“同一层面的问题，不可能在同一个层面解决，只有在高于它的层面才能解决。”行文至此，再回顾一下前文中潘先生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八个基本逻辑要点，先生早已用自己的高度与洞见为我们国家提出诚恳的、系统的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他一方面强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大力依靠民间资金”，另一方面他主张“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对立”，试图超越这个民办教育领域一直剧烈争议的话题。这正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神的体现。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重建取得辉煌成绩的核心因素是民办高校创办者的创业精神，不能忘记他们多年来付出的艰苦代价。我作为第一代民办高校的创办者，一路走来，有成功的喜悦，更多感受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巨大的身心压力。第一个阶段的挑战是招生营销，重金投资建设校园，高负债运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万劫不复。我本人2008年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如果让我从头开始，我万万不会选择创业办学的道路[10]。第二个挑战和压力是获取办学资质。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开始以后，国家对民办教育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态度，起步早的民办院校顺利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历颁发资格，从而赢得了市场地位，我是其中的幸运儿。也有许多后来者一步踏不上，就永久失去了机会，学校陷入债务的泥潭，我认识西安不少的举办者因此倾家荡产，身陷囹圄。第三个难关是教学评估。由于民办高校依赖学费生存，起始阶段普遍办学规模很大，师资与图书资料、实验条件一时跟不上，面对2003年左右教育部启动的各类教学评估，各民办高校也是压力巨大，尤其是短时间内要弥补师资等软件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是否通过的问题，还有教育部评估专家在教育厅领导和广大教职工面前对学校整体工作的评语，这事关举办者的教育荣誉感与心理底线。2013年，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反馈会上，各位教育部评估专家对学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我本人当场落泪，哽咽着难以自已。专家的评语对于成熟学校的管理者而言，是一份工作的评价打分，对于民办学校的创办者而言，这是他们十几二十几年创业奋斗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所在。平静办教育的好日子终于来了，但是，没有过太长时间，第四个难关又来了。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又开始面临自己创办的学校究竟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心灵拷问与艰难选择。

不久前，一位民办大学董事长也是我多年好友，又和我探讨起分类管理的话题，他说：“我们这些创办者都是人，都是普通人，奋斗这么多年，选择营利性是人之常情。”我赞同他的话，改革开放就是尊重了普通人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明确主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给了人们创业的自由。我自己当然是普通人，也不想假装高尚。但是，我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学习期间，遇到了两位中国高等教育界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一位是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一位是恩师潘懋元先生。他们的成就和言行一直照耀着我，让我谨慎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追问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

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办教育，至今群贤楼群的奠基石下，还完整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筹办厦大的演讲词，其中两句话最令我感动：“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11]”救亡图存，兴国安邦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的宗旨，在这个信念之下，陈嘉庚先生宁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许多华侨在他的力行和倡导下捐资兴学，影响深远。陈嘉庚先生本可以富足安好地度过一生，不必这样百折不挠维持办学，但这样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华侨富贾，世上再无厦大，更无““忠公、诚毅、勤俭、创新”的嘉庚精神流芳百世。

陈嘉庚先生之于厦大，潘先生之于高等教育，他们都活成了各自领域中不可磨灭的精神符号。先生在1978年就已经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58岁，管理者该有的待遇，学者该有的荣誉，先生已经应有尽有，本可以安稳退休，颐养天年。但先生的字典里却没有“退休”二字。先生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多个“第一”。先生说：“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其他的职业，大多是‘人一走，茶就凉了’，当老师的，茶永远不凉，教师这个职业是最给人幸福感的职业，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是‘播种者’，又是‘收获者’。学生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12]” 

教师的职业荣光寄托着先生对教育的深沉厚爱和理想信念。一个人拥有了信念，就有了定力，不拘泥于眼前得失，长久以往，就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先生是那么幸福、充实和热情，活出了期颐之寿，活出了一生赤子心。

所以，当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首先是为了欧亚未来更好的发展，实现我为学校制订的使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达成学校的愿景：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民办大学。我的选择也是为了自己余生的幸福与快乐，我内心深处想成为陈嘉庚先生和潘懋元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一点，我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一直怀有信心。

斯人已逝，其志长存。先生就是教育美好与教育信念的化身，伴我笃行不怠，予我热爱满怀！

参考文献

[1] 邬大光.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中国符号[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07):1-12.

[2] 熊杰 ,董立平.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名片”[N]. 中国教育报,2012-05-18(003).

[3] 潘懋元.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J].中国高等教育,1992(11):8-10.

[4]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缅怀我刊核心作者潘懋元先生[EB/OL]. 

https://mp.weixin.qq.com/s/3i0Vweeu8hGwAwTXwVwuXg,2022-12-07.

[5] 范跃进,王玲,刘福才,张继明.潘懋元先生思考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的八个基本逻辑[J].山东高等教育,2015,3(04):75-88+2.

[6] 胡建波. 教育的偏见[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15.

[7] 潘懋元，贺祖斌. 关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对话[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02):34-38.

[8] 邬大光. 潘懋元的“时中”人生[EB /OL].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0-07/27/34030623.html. 2020-07-27

[9] 邬大光.潘懋元的“时中”人生[N].光明日报. 2020-07-27（11）.

[10] 胡建波.教育的偏见[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100.

[11] 朱永勇.陈嘉庚传:一个生命的伟大抉择与光荣[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

[12] 王湘蓉,邢晓凤.一辈子的先生——专访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J].教育家,2018,(08):36-41.

作者：胡建波，博士、教授，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人、董事长，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政协常委，陕西中华职教社副主任。

责任编辑：闫佳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