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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缩小政策之下，各机构如何寻求转型和生存发展新路径成为关注重点。
转型过程中面临哪些难点？教育行业格局将如何重塑？针对机构转型中面临的困难，也起草了相关的行业指导意见，并建立了法律援助机制。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刘林会长，剖析现状，探讨教育机构未来生存路径。
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公布后，各地陆续行动，对“双减”工作进行部署。北京市作为“双减”的试点城市之一，8月7日起学科类培训机构严格执行中央和市委要求，暑期不再开课。从校外培训和校内教育两方面做出严格规范，要求抓好“三限”“三严”，做到“三提”“三管”。
对此，刘林会长指出，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和‘停’是大势所趋。目前培训机构已进入整改、过渡阶段，已于8月3日召开会议，向培训机构传达双减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对机构转型路径提出建议。此外，针对机构转型中面临的困难，协会也起草了相关的行业指导意见，并建立了法律援助机制，为有需要的机构提供支援。
培训机构进入整改、过渡阶段
新京报：目前，各大学科培训机构都作出哪些应对？
刘林：据我们收集到的最新情况，在北京市传达中央精神后，在京各大机构随即开始响应，虽然动作有快有慢，而且各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难度不一，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积极、主动的，社会反应也较为平稳。 例如，多数机构着手停止义务教育阶段暑期课程，有人立即停止秋季义务教育阶段的新售课程，并部署暑假停课预案，与学生家长沟通，劝转或退费；监测发现，有不少机构暑期系统班已经全部下架。
新京报：对于部分家长已经缴纳暑期或秋季课程学费的情况，机构如何处理？
刘林：由于“双减”文件落地时间比很多机构的预期要晚得多，不少机构误认为“政策在今年暑假执行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提前布局暑期课程。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课总销量没有明显下降，很多家长还是习惯利用假期为孩子做一些学习补充。但是暑期课程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学科性课程“一边儿倒”，大概占到90%；但从今年春季之后，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转型探索，所以有意在暑期课中引入了素质教育课程。从我们了解的数据来看，今年暑期，素质教育课程能占到20%-25%，学科课程比例为75%-80%。这一结构性变化，也为文件落地后的过渡奠定了较好的前提条件。
进入过渡期，对机构来讲，不同类型业务面临的情形不同。一类是全面、彻底禁止的业务，主要是面向六岁以下学龄前儿童的线上教育及线下的语言类、学科类培训。目前，这类机构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头部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两个停，一是全部停售了新课，二是对正在进行的课进行收尾和减停。有的机构停得比较彻底，有的机构设了缓冲期，用户可选择退费，仍有上课意愿的用户边交付边减量。
第二类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课程，多数机构首选方案是将暑期课程转到秋季周一到周五交付，同时也给家长退费的选择。还有一部分机构，建议家长将学科类课程转为素质教育课，部分家长接受了该方案，特别是那些秋季课安排比较满的家长，接受暑期用素质教育课与秋季课程衔接。
新京报：已有部分家长寻求退费，这是否会引发风险？
刘林：从最近几天数据来看，选择退费的用户数量不是很大，没有像有些预测所说“会出现大规模退费现象”。但后期还有待观察，因为很多机构给家长做了承诺——可以转、可以退，好多家长还没有做最终决定。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会延后出现。
8月3日，召开的会议上，我也向各机构提出“两个尽责”：第一，对学员尽责，尽可能提供让学员满意的方案，通过跟家长深入沟通，了解家长需求、达成共识，通过尽责来换取家长的信任与配合。第二个尽责，就是对员工尽责，善待员工，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
新京报：部分机构已有裁员动作，这一问题应如何妥善处置？
刘林：第二个尽责就涉及裁员。裁员幅度最大的板块，主要是在六岁以下教育业务当中，由于国家对这一部分全面禁止，所以有些机构将整个业务板块全部裁撤，或是保留了极少数人。而义务教育的学科类培训，由于政策中还保留了一定空间，所以多数机构采取“边走边看”的策略，根据对未来业务量的预测，制定了近期裁员计划。至于裁员比例，各机构情况不一，粗略估计，大体在30%-60%之间；此外，不排除如果远期业务不及预期，会出现新的追加性裁员。
从目前裁员的补偿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机构还是体现了社会责任与担当，尽可能对员工给予一定补偿。多数机构还在努力克服资金困难，尽可能妥善处理好自身资金紧张、学员退费、员工补偿与留出未来发展资金等多方面的矛盾。员工补偿方面，产生纠纷的数量有上升趋势，但还不太明显。对此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建议补偿金额以当月工资×（N+1）方案为准，并建议各机构之间不互相攀比。
业务模式转型是难点，建议先实行“混业”过渡
新京报：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业务转型有何建议？
刘林：首先是性质层面的转型。这包括两部分，一是从事学科培训的机构都要转为非营利性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可以转为非营利性质，也可以转为微利的营利性企业，但总之要体现出公益性质；二是从定位上，要转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在校内教育之外另行构建一个校外教育体系。
然后是业务形态和内容层面的转型。此前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可以选择在领域内部进行转型，就是仍以面向K12阶段用户为主，可以做平时的学科教育，周末和假期的素质教育，实行“混合业态”发展模式。
也可以选择领域外的转型，例如转型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家庭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素质教育、资源与科技服务等方面。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仍以做内容为主，例如，有机构在会后第二天官宣转向美育、转向家庭教育等；另一类是业务形态从过去内容服务为主转向资源和技术服务，从面向家长转为面向培训机构、公办中小学等。实际上教育培训行业这几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技术创新，特别是AI+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必须对很多机构进行肯定，所以这些机构在业态转型上也有较大的资源优势。
新京报：政策规范之下， 原有的教培企业如何适应及改变才能平稳过渡？
刘林：我此前提出了“混合业态”模式。例如，继续坚持做学科教育的机构，平时周一到周五做学科业务，周末及假期做素质教育服务，或是体育、美育等五育并举相关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混业”发展的模式。
当然，除了内容的混业，还可以有多种模式混合的探索，进行服务对象和业态的混合，比如办校外培训和为校内课后服务、托管服务提供支持相结合；或是既开展教育内容服务，又开展技术资源服务等等。总之，在现阶段前景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混合业态应该是较为安全的发展模式和空间，让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实现一个平稳的过渡。
新京报：机构转型的难点在哪？目前的市场竞争情况如何？
刘林：业务模式层面的转型其实是最难的。事实上，此前K12教育领域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吸引了众多资本投入其中，而教育领域虽然也有一些成熟的、有潜力的商业模式，但没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很难容下如此大体量的K12学科培训机构转型。这势必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一边寻求内部转型或者领域外转型，还要一边寻求模式的转型。
新京报：学科培训机构转型有哪些优势？
刘林：转型之路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校外培训机构也有几个优势。第一就是体制机制优势，互联网思维、市场思维在体制机制上的灵活优势依然存在，能够敏锐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要。机构这次对政策的响应也体现了这一优势，无论是敏捷度、配合度，都是迅速有力的。
第二是资源和技术优势，很多机构仍有优秀的师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资源。第三是中国市场优势。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教育培训会一窝蜂地转向某一赛道、某一领域，重演学科培训领域中的乱象。
协会将多举措助力机构平稳过渡及转型
新京报：如何看待部分仍存在的家长需求？这种需求会长期存在吗？
刘林：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和“停”是大势所趋，也不仅是政策原因，市场也在退潮。从数据上看，2020年学科类培训生源大幅度增长，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把这些学生及家长报名原因及需求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机构大规模轰炸宣传以及在线教育费用打折价格便宜吸引力增强的结果，也就是剧场效应，这类需求大概占1/3，甚至更多。第二类就是为了应试、为了孩子考上更好的学校，这类需求占40%左右。“双减”将基础教育改革作为重点内容，随着指挥棒作用削弱及校内教育提质发展，会使这类需求出现下降态势。第三，有的家长只是希望孩子学点东西，包括“补差”需求，并不与升学挂钩，这类需求大概占20%。 第三部分目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从前两部分数据来看，市场需求端确实在发生变化。因此，由于政策端、需求端两端同时发力，部分学科培训机构有序退出和转型，确实是势在必行。
新京报：教育赛道未来格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刘林：教育培训机构的思维也需要转型。现在很多机构的运营思维还是市场思维，特别是互联网的市场思维。过去在这种思维驱动下，出现了很多发展乱象。
从政策制度来讲，包括上市环境，过去教育培训行业是非常宽松的，但仅仅两三年时间，这个曾被认为最安全的市场成为了管控最为严格的市场。出现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运营思维出了大问题。很多从业者站的角度不是教育的角度，不是学生的角度。因此，这次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回归公益性质，回归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运营思维必须要回归教育思维。
涉及青少年的所有教育，原则上都应该坚持教育公益属性。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生源对象的各类教育在上市问题上都应慎重，尤其近期不建议贸然上市。
新京报：将会采取哪些举措助力培训机构平稳过渡及转型？
刘林：很多线下机构向协会反映房租退租问题，想退租，但房东认为是机构违约，不退押金和预付租金，甚至还提出收取违约金。
在地方政策没有制定之前，我们协会会出具代表行业的、经过大批权威专家和律师论证的初级行业指导意见，提出这次机构适应政策要求进行转型或是停办的，并不是机构主观因素，而是由于客观的国家政策调整，属于不可抗力。这种情况下，教育培训机构的退租要求是合理且可以免责的，退租时机构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且房东应该退还押金和未使用部分的预付租金。这一点，我们也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反映，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进行研究。
此外，最近协会也陆续接到一些机构关于退出清算问题的咨询。在赔偿顺序上，我们认为，要根据法律规定，首先保障学生利益，学费要退到位；第二，保障员工利益，欠薪要补足，该赔偿的要赔偿；然后才是其他债务。对此，协会也计划出具另一份行业指导意见，就是关于退费或补偿顺序的行业指导意见。
同时，协会也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援助机制，准备为有需要的机构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援。
总之，协会将积极推动机构平稳有序地转型和退出。我们也呼吁，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建立鼓励机构退出的相关机制，比如，一些机构租的是国有企业的房子，是否可考虑国企率先示范在培训机构退租问题上不收违约金并退还押金及剩余租金；再比如，在职工安置上，政府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平台，为这些员工提供转岗信息，包括对确实有教育情怀、又具备较强业务能力的老师，有机会招聘至现有的体制内学校工作等。在退出机制上下功夫，让机构有序、安心转型及退出。
责任编辑：闫佳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