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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缩小【核心提示】民办大学要生存下去，又得要追求自己的信念，办大学不能简简单单像办一个培训班一样，只给学生技能，而不管学生人格的发展。在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进行艰难的探索，希望对我们整个大学的精神文化进行创新，但这方面不能说走得有多远。
杨保成是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早在1984年，他的母亲胡大白和父亲杨钟瑶就创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办大学的雏形，当时还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班”;后来发展成为黄河科技学院，是中国最早获得大专和本科学历授予权的民办高等院校。杨保成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和达顿商学院的MBA，在美国金融公司工作多年，因父亲的辞世，回到中国，参与黄河科技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历任财务总监和副院长。
问：以您在黄河科技学院的经验，觉得中国民办大学的整体现状如何?
杨保成：从历史背景来看，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民办高校在中国大体上可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就是80年代初有一批学校开始出现，但是那时候没有任何学历教育，黄河科技学院的前身就是从办自学考试辅导班开始，我们是民办学校里第一个拿到学历的，1993年被批准可以拿专科学历。
第二个阶段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到大概2004、2005年的时候，有些学校积累得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这是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期。这时候，正是跟国家的扩招政策密切相关，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大众化战略，要完成这个整体战略，公办教育的投入肯定跟不上，所以民办高校迎来了一个历史机遇，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贷款购地、建房，很多学校都是还没有足够的场地、教学楼，先把招生的问题解决了，招来了学生再去建校园。那时候，还有一批跟公办大学合作的独立学院纷纷设立，那时候他们发展得比我们还快，因为他们是一步到位，直接都是本科，而且一般跟知名大学合作。
第三个阶段大概是从2005、2006年到现在，这时候国家的政策放缓，前期的那些跟公办大学合作的独立学院也建得差不多了，民办高等教育行业也进入一个走向成熟，甚至是开始衰落的时期，有些教学质量差、历史比较短的学校，可能就招不到学生，渐渐走向消亡了。这时候，像我们这一类比较有优势的学校，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国家新的教育规划出台之后，公办教育的投入又进一步加大，和民办学校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我们要生存下去，又得要追求自己的信念，办大学不能简简单单像办一个培训班一样，只给学生技能，而不管学生人格的发展。在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进行艰难的探索，希望对我们整个大学的精神文化进行创新，但这方面不能说走得有多远。
特别是我回来已经快五年了，越来越感受到这里面的困难。你所面对的阻力，有的是因为现在体制上的阻力，行政主管部门会出来说，这个那个是不能做的。还有一种阻力是在这个体制下学习和生活的老师和学生们。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了，很多时候我认为是大学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这种观念是很异常的。
问：具体来说，民办高等教育遇到了哪些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呢?
杨保成：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学校要想长远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就需要非常大的投入，我们不可能靠学费，也不可能靠校友捐助，也不能指望政府像对公办学校那样对我们投入。我在学校就负责对外投资，我就想照着斯坦福那样的模式，通过发展自己的产业来为大学的发展注入资源。我们也去看了一些非常好的投资项目，希望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参照国外大学的模式做一些资本运作，但是到最后发现体制上的原因，我们没法把这个钱投出去。
我们现在需要聘请好的师资，就会遇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事业编制和养老保险这些问题。我们给一个老师再高的工资，他一看你没有事业单位的那种保险，他可能就走了。我们民办非企业的单位是在民政局注册的，但是它却只允许你上企业型的保险。企业保险和事业保险是完全不同的，到退休时候的差别体现得非常大。所以，跟公办学校相比，我们在吸收好的师资方面，天然就形成了这种劣势。
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制约我们发展的非常大的瓶颈，但是我觉得这些还都是客观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我们学校来讲，特别是对我个人来讲，最困难的问题还是理想跟现实的选择。照现在的体系，你一直走下去，遵守那些不管是潜规则也好，明规则也好，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是你愿意只是如此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每天都在思考：我要不要去申请教育部的精品课程、特色专业这些东西?教育部制定了这样一套体系，行政主管部门就会认为你这些东西多了，你就是好的，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在很多方面比如硕士教学点就不会批给你。但是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只靠这些虚的东西，我们真正要看的是学生到社会以后，这个社会怎么样去评价我们的毕业生，这才是最终的导向。这样，我们怎么在其中做一个平衡?
民办学校的校长不是政府任命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也可以不做。社会大环境是这样的，大家都一窝蜂起来做一样的事情，现在很多人讲创新，但实际上很多本质上的东西，你会受到限制，没法去做。这时候，你个人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是坚持理想还是随波逐流?这个选择，我觉得不仅仅对我们的学生，对于学校，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很关键。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在经济上发展了，在科技上进步了，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精神层面的渴望，好像反倒不如以前那么得到满足。这跟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气氛非常不一样。
问：请具体说说现在的大学跟您上学的时候相比，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杨保成：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大学里那种氛围，确实跟现在有很大差异。
当时从教授们对教育事业本身的认知上，从社会对教授的评价，从学生们对待学习的态度与目的上，都跟今天有非常大的差异。当然，现在有现在的一些优势，比如现在可以有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渠道，但是从大学的精神核心来讲，以前要比现在更像个大学。现在，我跟许多校长交流的时候，他们私下里的言论都会让我觉得很吃惊。这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大家都很浮躁、很功利，现在大家都不再以做大学教授为荣，而是追求金钱和权力。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对国外大学的一切照搬照抄就好，但是这种思维观念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扭转的。
今天国内大学里的海归老师还是少之又少，但是真正的海归老师更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是怎么探索一个符合中国现状又跟国际接轨的教育模式，这不是说民办教育独有的问题，对整个中国教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今天我们总说北大清华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又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们也看到像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大的探索也有无奈，这是中国大学的体制和理念问题。我们国内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跟国外大学的学生相比不够聪明吗?不是，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不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很多禁区，即便是自然科学的人，也没有形成挑战权威，独自思考的习惯，整个学术界的风气离我们理想中的大学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给新生开研讨课，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和学不再是彻底割裂的两块，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学习，而老师们感受也很深，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才找回教育的一点点乐趣。
总的来说现在的大学和我们当年感受差别很大。以前的老师们，他教你一堂课，自己是会觉得很美的，现在的老师，则需要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励体系，上完课之后，如果要带着大家做实验，要算课时，要算清楚各种加班工资，他才肯干，不算课时没有加班工资，那就不是我的事。以前的学生，我们在大学时学的都是理工科，但是天天找历史、哲学的书来看，大家一起讨论，那时候大家好像都有一种渴望，不是说非要去改变什么，而是要去探究点什么，那时候大家对社会的改变有一种强烈的憧憬和渴望。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整个社会思潮发展得比较好的十年，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思想比较活跃，也对现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是现在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大家的追求也越来越实际，为了毕业、为了生计、金钱，他们开始不再去思考人生和社会的这些大问题了。
这一点上我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在美国哪怕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他对自己的人生可能都会有一套想法，他活在自己的这种梦想中，他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跟我们功利地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非常不同，这一辈子回忆起来的时候，是丰富多彩，而不是只有几个奖杯，却记不住这辈子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
像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在工作上遇见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牙买加人，人特别瘦，只是一个计算机公司的普通程序员。他有个爱好，就是爬珠穆朗玛峰这样的雪山。我当时觉得特别惊讶，我问他你这么瘦，怎么去爬雪山?他就给我表演了一下，用两个手指头，把身体吊在半空中，坚持了五分钟。像我两只手抓单杠五分钟吊在上面都受不了，他两个手指头就可以，而且不是只能坚持五分钟，而是给你吊五分钟让你看看。他人也不是特别有钱，一年挣个七八万吧，然后攒一些钱，自己专门去找尼泊尔的一些环保组织，因为你参加商业登山团队是非常贵的，但是参加这样的组织，去珠峰一路清理垃圾，可以省不少钱，这就是他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
他只是我身边的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来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那本书讲在美国的新泽西海岸，有一艘二战时的德国潜艇沉在水底，在九十年被发现，就有一群潜水爱好者，他们可能是一个快餐店的店员，一个杂货铺的老板，总之是各种背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他们都以潜水为爱好，就去探索这个潜艇，其中有一个人还为此死掉了，但是当他们终于把这个潜艇捞上来，他们还把那些遗物，想方设法地还给了那些德国军人在世的遗孀和亲人。这是一个纪实故事，这些老百姓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就一直想，我们国内的年轻人，特别是在18至22岁的大学生们，至少也要有对自己人生的一点点追求，不在于你是否上北大清华，不在于你去成就多少功名，而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们现在的体系已经变成了，你不上北大清华，你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你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这多可怕。
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个人在大学四年可能是人生最关键的几年，我们的很多学生，在这种体制里成长起来，很多都是从河南的农村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去启发他们，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这一点，真正有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不一样的探索，这非常艰难，但这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做的挺多，但是越往后做下去，发现我能做的越来越少，很多事情理解了，才发现不是我自己当初从外边看的那么简单。但是整个中国的教育需要去改变，正像我们的老师当年对我说的一句话，当整个潮流和你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能够坚持住，你能够去改变社会，而不是说只做顺水推舟，这才会是最体现你价值的地方。
学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我们每届都有上万个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了又要去影响无数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不仅对我们，对学生，甚至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会看出这里边有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