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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缩小脱离名校“母体光环”不利招生，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影响“分家”
当自授学位的浪潮涌起，学界有观点认为，“独立”是大势所趋。
被纳入行政排名，却没能与公办学校享有国家财政拨款的同等待遇;校管理方作为具体办学实施者，在重大决策上却难有话语权。种种无奈“逼迫”独立学院试图选择“独立”为解脱之道。
然而，谁不曾目睹率先扬起“独立”之帆的勇士险些被无情巨浪吞噬的惨烈?以河南郑州大学升达学院为例，它早早脱离母体学校，自立门户，然而“光环”褪去后，知名度下跌、师资匮乏、招生困难……谁不害怕开启可怕的“厄运魔咒”?
可以预见，倘若真的脱离母体学校，独立学院必将经历一个“阵痛期”。
可是，“独立学院就像是公办母体高校和投资方的孩子，孩子长大了总该独立，难道要一直当‘啃老族’吗?”一位长期从事独立学院研究的专家如是说。
尽管如此，记者在走访多家独立学院时，校管理者或曰学校羽翼尚未丰满，或指出独立后资产分割等难题，均表示尚未准备好脱离母体学校。而独立学院投资方和举办方的态度同样尚不明确。
偏离“航道” 独立学院难逃行政化“命运”
“公办学校日趋行政化，办事程序繁琐，人员臃肿，体制创新艰难。民办学校社会认知度低、政府支持力度小。” 中大南方学院党委书记陈腾华指出公办、民办学校各有不足，而独立学院创办的初衷，就是想继承公办学校的师资优势，同时吸收民营资本，避开公办大学行政化管理的劣势，走俗称“公私合营”的道路。
可是，现实却偏离了初衷。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独立学院，不可避免地“被感染”教育行政化的通病，行政人员安排、校机构设置往往要服从政府部门的规定，和公办大学保持一致。坚守办学的独立自主权变得越来越难。
说到这个，陈腾华一脸无奈。比如，辅导员要求1∶200的师生人数配制，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建立的党务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均有最少人数要求。
“在国家没有拨款补贴的情况下，独立学院完全依靠高收费得以维持学校的运转。有的公办学校招收一名学生享有2万元国家财政补贴，可南方学院每年的学费仅有1.8万元。每个学生都是我们的股东，怎么能乱花他们的钱?”陈腾华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多考虑独立学院及其他民办高校的具体情况，而不是将其和公办大学“一刀切”。
除了夹缝中寻出路，别无他法。南方学院领导班子经过反复琢磨，找到既不违反规定又不浪费资源的法子。
“我们的图书馆，建设初期才3个工作人员，现在也就7人，而同类型的某些院校，图书馆规模大约只有我校的一半，工作人员却有二三十人。”陈腾华笑着告诉记者秘诀：原来，南方学院“聪明”地动员学生参与校园管理工作，志愿者队伍、勤工助学队伍、学生骨干队伍，加起来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据陈腾华说，前年学校管招生的老师才一个半(半个是兼职)，但却有400多名学生志愿者帮忙。
记者近日从教育界人士口中获悉，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以下简称增城学院)已经在筹备脱离其母体学校华南师范大学的相关事宜，最快可能于今年内转设为一般的民办高校。华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该校确已同意支持增城学院按照教育部政策申请独立。
按照某独立学院负责人说法，目前除增城学院外，广东省内再没有第二所独立学院近期有“独立”的计划。
“我一直认为，独立学院就像是公办母体高校和投资方的孩子，孩子长大了总该独立，难道要一直当‘啃老族’吗?”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屈琼斐坚定地表示，独立是必然趋势。
教育部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即教育部第26号令)，给予独立学院5年的调整与考察验收期，并规定从2008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独立学院将独立授予学位证书。屈琼斐延续她一贯坚持的“爸爸妈妈和孩子”的比喻，认为自授学位意味着独立学院不仅有了户口，还长大成人，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
可是，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急不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副院长赖志立进一步解释，广东省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办学时间短，尚未被社会认可，目前无法摆脱母体学校的影响。因此，他明确表示，脱离母体学校“单飞”，尚未列入该校的议事日程，“我们的羽翼尚未丰满”。来自母体学校的声音证实了这一说法，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隋广军表示：“据我所知，南国商学院目前尚没有脱离母体学校的打算。”
“一所高校是需要历史积淀的，其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社会接受和认可。”在这一点上，赖志立和许多独立学院负责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前车之鉴 褪去“母体光环”恐招生困难
不久前，中山大学高层与南方学院投资方——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转设”的必要性。
“母体学校一方认为目前双方签署的合同期限未满，暂不考虑独立问题，希望南方学院在目前的环境下顺势发展下去。”陈腾华给出母体学校的说法。
双方在南方学院“独立”问题上态度均比较模糊。个中缘由不言自明，一旦“独立”，财产必须“分家”，那将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难题。
“南方学院投建时大概花了3—4亿元，经过6年的快速发展，学校资产已经增加了不少。”庞大的有形资产是一方面，多年积攒下的无形资产又要怎么评估呢?陈腾华认为这是个技术难题。
而且，母体学校也不见得愿意慷慨舍弃每年从独立学院获得的可观收益。这里指的是独立学院每年向母体学校上缴的“管理费”。在广东，管理费一般在学费收入的20%上下波动。
独立学院本身如此敏感，有着前车之鉴。
早在2008年10月，4所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独立学院就率先从母体学校中脱离出来。不幸的是，独立后第二年，它们被招生困难的窘迫缠绕着，差点“窒息”，迫切渴望重回母体学校怀抱。郑州大学升达学院也在独立后首次招生就遭遇“滑铁卢”，被看作“独立”后负面效应远超预期的典型。
南方学院去年一项调查显示，报考该校的学生，大多数是看中该校与中大的关联。
可以预见的是，倘若真的脱离母体学校，独立学院必将经历一个“阵痛期”。能不能从“阵痛”中喘过气来，并非任何一方能够左右。
制度缺陷 独立学院管理方“人微言轻”
可是，“有没有可能走第三条道路?我在设想，由我们校管理方自己办学，既不回归母体学校也无需再服从于其他方面。”陈腾华忍不住将这个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大胆又前卫的想法说了出来。
“但母体学校和投资方都没有这种想法。”陈腾华有些无奈，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中，若是偏向母体学校，就由母体学校说了算;如果母体学校不那么坚持，则投资方站出来表态的可能性大。
“我们校领导班子作为管理方，就好像是高级打工仔。”陈腾华用自嘲的方式指出校管理方在董事会中的尴尬地位。他说，在很多独立学院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况：举办方潜意识里认为管理方是由自己派出的，而投资方认为管理方是给自己打工的。由此，管理者声音之“微弱”可见一斑。
这源于国内独立学院采取的董事会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陈腾华所在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理应设7个董事，投资方3个董事，举办方3个董事，按理该存在的1个独立董事至今仍未出现。
“在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并不隶属于某个私人老板或某一投资集团。学校董事会对学校实行宏观决策领导，负责招揽社会名流投资和决定办学走向以及审查预决算等，而专业设置、师资配置、教学质量监控、预算资金使用等，由校长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层即学术副校长(或教学总监)、审计长、学生事务副校长等和教授委员会分别负责。”陈腾华说，相比之下，国内某些独立学院董事会则管理至微，校长往往对预算内资金调配显得无奈。